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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人文历史] 十堰历史名人|杨献珍:把自己的历史 用红笔写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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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5 14:59: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十堰人中的佼佼者,杨献珍被尊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出生于十堰农家的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长期致力于中共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著有《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性》《我的哲学“罪案”》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用一生的时间践行自己的诺言:“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

求学归来,出任母校校长

1896年,杨献珍出生于郧阳区安阳镇一个贫穷的家庭。1913年,自幼好学的杨献珍考入郧山中学(现郧阳中学)就读,直到1915年毕业。那年夏天,19岁的杨献珍走出贫瘠的大山,奔赴武昌求学。

10年后的1925年,杨献珍学成归来。回到自己的母校时,母校除了由“郧山中学”更名为“湖北省立第十一中学”外,各方面毫无进展,被时任一位姓任的校长弄得乌烟瘴气。郧县人民实在忍无可忍,于1925年推举了两名深知任某根底的人,怀揣他的作恶材料,赶到武汉,向“郧县旅省同乡会”的老乡历数任某的种种劣迹,要求旅省老乡拯救郧县教育。郧阳旅省的老乡闻讯后,便发动郧县籍学生联名上书湖北省当局,要求革黜任某的校长职务,并公推杨献珍回故乡出任第十一中学的校长。

当时,武汉革命形势高涨,国民党省党部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董必武、吴德峰、蔡以忱等都被选入执委会,并转入公开活动。吴德峰、蔡以忱都支持杨献珍回郧县担任十一中校长。杨献珍受命于危难之时,深知责任重大,决心不辜负郧县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厚望。

回母校就职的杨献珍,其面临的形势远比他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原来杨献珍的两个中学同学何小山、卢子丹,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了解杨献珍的品德和学识,得悉杨献珍要回来接替任某的校长职务后,便积极活动,大力支持杨献珍尽快接手就任。而任某却制造种种事端以期阻挠杨献珍,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动摇杨献珍办学的决心。众人支持杨献珍另办一所第十中学,教育家何九德老先生(即共产党员何耀祖的祖父)自愿将两座宽敞明亮的房子免费提供给杨献珍,作为他招收新生的教室。

杨献珍的同窗好友卜天佑和他的妻子,甘愿给杨献珍主持的学校当司务长,让几十名住宿生和家在乡村的教师吃住在他家里,不仅负责采买粮食蔬菜,挑水做饭,而且还给他们缝缝补补,浆洗衣服,把各项事务办得井然有序。

由于杨献珍重视教育质量,请来了几位有学识又有教学经验的教员,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这就使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由任某把持的学校死气沉沉,一片混乱,学生悄悄跑到杨献珍任校长的学校来听课,有的就转学到这所中学来读书,这样便形成了在一个县城两所中学互相对峙的局面。

杨献珍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依靠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使自己主持的中学在各方面逐渐走上正轨,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1926年夏,为了向省教育厅汇报学校的工作,并要求解决两校长期对峙的问题,他把学校的工作向有关人员交代后,趁学校放暑假之机,坐上一条熟人的货船,沿江而下,直驶武汉。

然而,杨献珍怎么也没有想到,由于种种原因,他这一去,竟然过了半个多世纪才得以重返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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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郧阳中学前身就是杨献珍就读的郧山中学。


身陷囹圄,想尽办法组织政治学习

1926年11月,杨献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然而到了1931年7月,杨献珍在北京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并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草岚子监狱度过了长达5年多的时间。在这里,他坚持与敌人斗争,还在狱中建立起中共支部。

他认真分析和研究了狱中形势,估计在监狱中要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他们利用在监狱漫长的岁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杨献珍是支部分工做宣传工作的干事,就由他来负责组织。当时北京饭店内开设了一家“东方书报流通社”,出售有相关外文书籍。杨献珍等人悄悄把钱交给已被争取过来的看守,叫他们去买回来。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报刊杂志,从中了解国内国际形势。

买回来的外文书刊,英文的由杨献珍和廖鲁言等翻译,俄文的由殷鉴等翻译,杨献珍是主要的翻译者。他翻译的文章通俗易懂,很受大家欢迎。杨献珍和殷鉴都住在病号房,有空就翻译。译完后在各监狱里秘密传阅,学习资料传阅完了,再由杨献珍收回,用水搓洗烂后倒入马桶,再送到厕所倒掉。狱中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学习还是有计划地秘密进行。大家学习热情很高,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

杨献珍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到他在狱中读了由殷鉴翻译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对他后来在山西搞统一战线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狱中党支部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还传进来了一些中央文件,如瓦窑堡会议毛泽东的报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等。

翻译大量马列著作,秘密创办红色刊物

杨献珍在狱中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曾将翻译好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与战争》两本书的译稿,设法送到狱外托人出版。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学习,狱中党支部除了由懂外文的同志翻译马列主义著作供大家学习外,还创办了一个小型秘密刊物《红十月》,由杨献珍和胡锡奎负责编辑,用来刊载理论文章和学习心得,并传达党和红军活动的消息。《红十月》上登过杨献珍写的《要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殷鉴写的《革命斗争中左倾与右倾试析》等文章。杨献珍还发动大家用诗歌、杂文等形式,交流狱中对敌斗争的感受和心得,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和豪情。《红十月》虽然只办了三期,但很好地发挥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积极作用。在狱中,许多同志还学习了外文,杨献珍也学习了俄语。

杨献珍翻译外文,长期负责组织大家的政治理论学习,放风时还给一些人答疑,付出了很多心血。1935年冬天,冯基平代表青年团员把他们织的毛线手套作为纪念品送给杨献珍,以表谢意。

敌人为达到推行“反省政策”的目的,曾派法官到监狱给他们“讲课”,每周两次讲三民主义和孔孟之道。但那些法官们刚开讲,杨献珍等人就提出一连串问题,常常问得法官们目瞪口呆,狼狈不堪。监狱当局看到这种办法不灵,就又从附近天主教堂请来三个神父,轮流到狱中“布道”,每周讲一次《圣经》。当时,杨献珍他们正在学习李达的《现代世界观》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大家正好利用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针锋相对地反驳神父的说教。经过几次交锋,神父再也不敢来了。

1936年9月,杨献珍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参与创建马列学院,与党校结下不解之缘

从1942年调入中央北方局党校开始,杨献珍便与党校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马列学院和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之一。

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马列学院是新建单位,院长、副院长都是兼职的,所以筹建的任务从寻觅校址、建立机构到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制定计划、编印学习资料等具体工作,基本上都落在杨献珍身上。

早在1945年1月,杨献珍抵达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职。1946年5月,奉命创办晋察冀中央局党校。他在担任马列学院教育长时,已经积累比较丰富的党校教育工作经验。不过以往所有党校都是在战争环境下办的短期训练班,学习内容不多。而马列学院则是在党夺取政权前夕建立的对干部进行较长期正规培训的党校。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杨献珍辛勤耕耘十余年,成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1953年2月,中央决定马列学院分设一、二两部。为了加强马列学院的领导,中央任命杨献珍为副院长,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侯维煜为副院长兼第二部主任,胡绳为第一部主任。接着又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1953年3月侯维煜到任后,杨献珍在他的协助下,总结了马列学院开办的经验,很快描绘出马列学院的发展图景。经过努力,马列学院各项工作全面开展。

杨献珍1953年3月至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1955年4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由马列学院改名)校长、党委书记。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中央党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这与杨献珍密不可分,杨献珍也被称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理论家。

1992年,杨献珍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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